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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贝尔福的政坛独行者

归档日期:09-23       文本归类:防奸保密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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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尔福与这位新国王的关系是脆弱的。爱德华思想懒散,左右多轻浮之辈。张伯伦极力主张通过关税来保护贸易,而巴尔福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讲究实际,这也在政府中造成麻烦。问题的实质是,英国现在已失去它自工业革命以来所享有的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的出现是政治复杂化了,就象十年前自由党统一派所干的那样。这时,巴尔福的最大成就就是创建一个在他这个首相领导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因此,他负责协调整个大英帝国的防务。就是因为他对防务的关注,他在职的时间超过了任期,以确保军队用新式的重18磅的武装起来。1905年,他一已领导下院达10年之久,在这期间,约瑟夫·张伯伦把“帝国优惠关税”问题提到议程的最前面来。巴尔福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暧昧的,他的领导是犹豫不决的,“他对自己的观点讳莫如深,”“精英会”成员之一的哈里·卡斯特说,托利党内部的不满情绪在整长。巴尔福认识到是他该走的时候了。那年12月他辞职,接着进行选举,保守党政府被击败;在保守党统治近20年以后,这并不令人意外。最有意义的是,53名工党成员现在已成为下院议员。奥斯丁·张伯伦认为,“事情的发展将以自由党的分裂而告终。”

  对巴尔福来说,直接的后果是,他丢失了在曼彻斯特的席位。可是,他那时主要兴趣是“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他会见了当时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示教者魏茨曼博士,魏茨曼博士使他相信,“应当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这是我理解的。”同时,他认为,必须制止大批犹太人涌进英国的现象。

  1908年,自由党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去世后,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替了他的位子。他采取的头几项行动之一就是召唤巴尔福参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讨论。1914年,他正是成为该委员会成员。但是,在这之间,他的党派在斗争中仅起者次要作用,尽管他在1906年作为英国伦敦商业区的代表回到了下院。他不再坚信“关税改革”,而关税改革对他的遭受失败的党来说,已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事业。没有它,党的纲领将会成为什么样呢?他的副手博纳·劳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巴尔福必须下台的呼声也变刺耳起来。

  1909年,当劳合·乔治提出他的预算案后,全国舆论转变了。自由党人在补缺选举中连连失败。那项预算案旨在通过增加对富人,特别是对地主的赋税来收回失去了人心。这项预算案遭到了巴尔福领导的保守党人激烈的反对。预算案在下院中是通过了,但能否在上院通过呢?上院否决了它。接着举行了一次大选,两党当选人数差不多相等,这样,权利就落入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手里。1910年5月,国王去世后,一种新的因素又被带进这一局势当中。

  现在首要问题关系到上院的权利,1910年进行了第二次大选,进一步肯定了大选的决断---或者说是非决断。上院议员面临着自由党的在一种威胁,即册封更多的新贵族来确保议会法案的通过,限制上院的权利。巴尔福认为,应该接受这一议案。由于对这场斗争感到厌恶,他在1911年11月辞去了党的领导职务,而安德鲁·博纳·劳绝非巴尔福的朋友。这时,他的政治生涯应该结束了。可是,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更壮丽的前程就在前头:不是作为党的领袖,当然,也不是作为首相,而是作为他所预见的那场战争而变的十分必要的,新的政治集团中的一位重要政治家。

  由于战争越来越近,各种过去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被迅速地搁置到一边。因此,“爱尔兰自治法案”在1914年7月被无限期地推迟。一年后,巴尔福在一届联合政府中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要对撤离加利波利以及后来关于日德兰海战的第一个公报负责。该公报根据海军部所知道的情况对战况做了很坦率的报告;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糟,于是,人们指责巴尔福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失望情绪。在联合政府领导权所引起的危机上,他认为,阿斯奎斯应该离职并代之以劳合·乔治,而劳合·乔治认为,巴尔福应该退出英国海军部。1916年12月,巴尔福成为劳合·乔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

  四个月后,他启程去华盛顿,华盛顿现在是一个作为英国盟友而参战的国家的首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他的到来已有所准备,他受到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佩奇发回的一份介绍。据佩奇将,巴尔福是位“高嗓门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我越研究他,就越感到他的魅力,对他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的美国之行被视为是极大的成功。从这时候,他便安定下来,以老一辈的政治家的身份发挥作用,而按其气质和能力,他也非常适合担任这种角色的。他的生活过的即舒服又有益。

  1922年,他被册封为伯爵,同年又被授予嘉德勋章。他在1917年11月发表了“巴尔福声明”,声明建议犹太人应当在巴勒斯坦有一个民族家园,这是他对世界政治的巨大贡献,此举使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中成为英雄,那时,这些人(在纳粹迫害之前)只不过是世界犹太人中的一部分。这对巴尔福来说是种奇怪的事态发展,不过,人们可以从他与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领袖查姆·韦兹曼博士的友谊中找到部分原因,也可以从抚育巴尔福成长的、令他敬畏的母亲那里找到部分原因。他的母亲是苏格兰教会和圣公会低教派的信徒。

  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就像为他作传的肯尼思·杨说的那样,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犹太人是个具有高度天赋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对犹太人在一个非犹太人社会中享有的地位又感到不安。他谴责反犹太主义,但又限制移民入境。他开始认识到,犹太人必须得有个“民族家园”;韦兹曼使他确信,只有巴勒斯坦可行。 结果就是那项声明。民族家园意味着什么呢?巴尔福向内阁解释道:英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将对其实施某种形式的保护,将向他们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去实现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日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他于1930年3月19日去世,终年82岁。他去世时还为金钱而焦虑,因为他曾投资于一项用泥碳做工业燃料的项目,结果连老本都赔进去了。他惧怕贫穷之心被夸大了。不过,他建在惠廷厄姆的图书馆却不得不卖掉。他死的有如一位哲学家那样安详:“在我还没有实际经历的情况下,根据我自救的判断,我认为我对死亡毫无畏惧之心。”他是位有神论者,一位信仰个人崇拜的有神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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