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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密在线

归档日期:06-12       文本归类:防奸保密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汉代之后,中国进入乱世,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隋唐,保密理论都没有取得多大发展,这种局面一直到宋代才有所改观。从宋代到明清,保密理论重新获得发展。

  《虎钤经》是北宋学者许洞所著,其中大量讨论了保密问题。许洞认为,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行间之术和防奸之术是需要同等重视的。当我方试图探知敌情的同时,敌人也一定会派出间谍对我方情报进行打探。要想确保不上当,守住重要机密情报,就必须“知奸”。许洞由此特设《知奸》一篇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如何做好“防奸保密”也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十分周详:

  敌使来,目数动,色数异而言肆者,刺客也。敌未困而请和者,谋也。敌卑辞厚币者,骄我也。使虽频来,为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货啖我左右者,欲构我密谋也。使来言语辨利,欲两国休解者,将掩我不备也。使言崛强者,欺我也。敌使有此七者,宜细详之,将为挟之。谋者反其谋,骄者反其骄,侮者凌之,构者示之,将掩不备复之,欺者诛之。留使者不可久,久则知我微,不若杀之。是以知奸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审。

  《武经总要》对传送军情文书作了严格的保密规定:“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一日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军队向朝廷报告军情,如果不是书面文字,就必须要派遣亲信前往奏明情况。另外,则强调了快速传递,即“急递”。所谓“急递”,也称“急脚递”,昼夜换马,马不停蹄,既保证传递速度,同时也避免途中发生意外,以致泄情。

  宋代传递军情确实也是按照这种要求进行。宋神宗时,传送特别紧急军情可持金字牌,长尺余,朱漆金字,刻有“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八字,以免发生意外。金牌急递之时,要鸣金开道,途中一切车马,都必须让路。

  《武经总要》对于军令的执行有着严格规定,概括说来,就是要符契和文书相符,否则会予以严惩:

  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或虽得符契,不依次第,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

  这种严酷的惩罚制度,既是保证军令畅通的需求,也是出于保密的需求。宋代对于军用文书的传递,采取了不少具体的保密措施。机密文书都要用蜡封好,沿途各铺都要查验封印,并在“小历”(记事本)上记明交接时间。如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延误时日,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诸如此类,在《武经总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武经总要》所记载的“字验”,也是针对保密而设,并在宋真宗时付诸实施。为了加强机要文书的管理,宋真宗时以“字验”配合传信牌,情报保密有了明显加强。所谓传信牌,一般长为六寸,宽为三寸,腹背均可刻字。传令时,在传信牌的槽中插入纸条,系于军吏之颈,以两个半牌相合作为凭证。所谓“字验”,就是事先拟定常用之事,逐一用固定字条代替,如“请箭、请弓、请粮料、请添兵”等,均以某一字作为暗号。这种编排方式,已经与今天的密码电报颇为相似。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即使传信牌落入敌人手中,也不致发生泄密。

  《美芹十论》是辛弃疾的兵学著作,其中第八论,即《防微》,主题集中于保密。作者首先指出:“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接着,作者借用“谨备於其外,患生於其内”一句古语,强调做好防奸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尤其要防止己方人员背叛之后出卖情报,注意拉拢和收买那些杰出人才:

  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於敌,则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不察。

  辛弃疾指出,对于一个人的去留问题并不能只看表面上的东西,而是必须看到深层的实质内容,尤其要看到其后续波澜。比如说,某个人因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愤而出走,他很可能会将己方的重要情报带走,并透露给敌人,这必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所以一定要给予足够的俸禄,赏以官职,防止这些人才外流,更要防止他们因心怀不满而泄露国家机密。从宋金交战的历史来看,辛弃疾的这些担忧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宋金情报战中积极拉拢收买对方人才的实际情形。

  《治安药石·利害》主要讨论的是防奸保密,这是特地针对当时军事和国防的某些弊端而提出的:

  沿淮之凶恶,其别有四:一曰跳河,二曰两来,三曰兴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谓跳河者,间谍也。所谓两来者,奸细也……或断其尾,则吾军之密机皆自泄于将士也。

  作者对于这种“吾军之机密皆自献于敌国”的现象忧心忡忡,所以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首先是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管控:“将之所居,固宜与士卒咫尺也”;其次则是加强对情报和情报传递的管控:比如设立“名递之法”“数递之法”。所谓“名递之法”,类似于今天的密码技术,是将情报信息用暗语表达。比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所谓“数递之法”,是将情报中有关数量的词语也用暗语表达,比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情报传递技术的发展情况。

  进入明代,为配合专制和集权统治,反情报和保密工作受到进一步重视。比如明代军事家戚继光就非常重视保密工作,反情报是戚继光情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防奸保密工作,戚继光曾亲自制定《伏路条约》,号令三军共同遵守。所谓“条约”,相当于今天的“条令”。制定《伏路条约》意在增加各作战部队(卫所)伏路军官数量,并制定严格的陆路哨守、号令和军法,为三军共同遵守,以利于及时发现奸细并迅速处置情况。

  如有警,不分昼夜,责其依照举号,走报贼情。务使表里兼制,内外咸备,令贼无懈可乘。自是以保消奸之念而保金汤之固。

  戚继光意识到,要想使得己方防线固若金汤,必须做到“内外咸备”,令贼兵无懈可击。当发现敌情时,伏路军官必须火速报告,迅速处置,及时制止奸细的阴谋破坏活动。

  戚继光为严明纪律,下令:“漏泄军事及夜号者,斩。”在戚继光眼里,泄露军情,夜间无端暴露我方动静的,无论情节轻重,都一律予以斩首,这充分反映出其对防奸保密工作的重视。

  戚继光在率明军作战初期,曾屡遭不顺。他在意识到明军的腐朽和军心的涣散后,便自力更生,在义乌等地大量招募矿工和农民,充实到队伍中来,使军队的战斗力获得了极大提升。虽然带兵作战一直得益于募兵,但是戚继光对募兵队伍可能造成泄露军机的危害仍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募兵皆出乌合,贼之间谍,参半其间。”告诫军中上下在做好招募兵员工作的同时,要充分做好防奸保密工作,避免敌特分子趁机混进来。

  明代著名兵书《兵经》,虽然文字短小,但是也对保密理论有所涉及。比如“秘”字条是揭暄反情报思想的集中展示。作者首先强调“谋成于密,败于泄”,然后具体分析和叙述泄密的种种原因和可能。作者指出:“秘于事会,恐泄于语言;秘于语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梦寐。”作者认为,每一种保密手段都有泄密的可能,要想做好反情报工作,就必须看到这些可能性,并做好针对性预防。这些理论对于今天的防奸保密工作仍然富有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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