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2019斗牛棋牌 > 防化预备队 >

在萨尔浒大战中明军为什么会输呢?

归档日期:11-21       文本归类:防化预备队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展开全部萨尔浒战役是发生在公元1619年明朝与后金在辽东的战略决战,此战以明军大败而告终。

  明王朝此时已经建立近200年,国家统治腐朽,官僚阶级忙于党争,荒废国事,下层人民不堪重负,连续的天灾大旱和沉重的税务负担使得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明王朝军队四处起义,疲于奔命,主力无法顾及辽东的防务,而驻守辽东的关宁部队腐化堕落,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名义上有十余万部队,但各级将领吃空饷,虚报数量,实际上不过数万人,战斗力极差。

  后金政权在公元1616年,此刻已统一女真建州,海西,东海诸部,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每旗定额出兵7500人,都是骑兵部队,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战争时期全民皆兵,相比于明军的被动迎战,后金政权在战争前则积极准备,包括在前线囤积粮草,给各旗补充武器和马匹,积极备战,操练部队,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

  1619年初明王朝从国内各地调集部队到辽东,以兵部左侍郎杨镐为统帅,纠集部队约11万人,又以朝鲜,叶赫部为外援,但是粮饷准备不充分,而且明王朝仍旧抱有避战和畏战的思想,企图求和,作战决心摇摆不定,包括坐视后金击破叶赫部而不发兵救援,而聚集在前线的明朝军队分属各个省,高层将领配合不足,内斗严重,缺少训练,更由于明朝朝廷财政紧张,无力长期供养辽东集结明军作战部队,明中央朝廷不顾战场实际,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于是杨镐坐镇沈阳,仓促间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在军事上犯了仓促应战,轻敌冒进的错误,在作战中又不集中兵力与敌接战,各部队距离过远,救援不及时,又因为统兵将领保存实力,畏惧不前,结果被后金部队各个击破。

  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的强权统治下,首先发布明七大恨,确立了政治上对敌的正义性,强化了军队士气。借明军主力集结的时间,首先击败了明军的外援叶赫部,确保了自己后方的稳定。在战争中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集中优势兵力,达到局部战场的兵力优势,各个分割包围歼灭明军,即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先后打败了明军四路大军,取得了萨尔浒战役的胜利。

  综上所述,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在国家战略上不积极整军备战,因为政治原因仓促应战,接敌过程中不集中使用军队,致使在局部战场实力弱于敌人,援军救援不及时,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坐镇沈阳的战役总指挥杨镐脱离战场实际,在接敌过程中不能协调各进攻部队统一行动,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及时调整兵力部署,手中握有机动预备力量,却不投入使用,坐视各路明军全军覆没,失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明军萨尔浒大败原因很多,其最主要的因素是用帅不当,指挥失误。 四路军总指挥杨镐何许人也?《明史·杨镐传》记载:杨镐,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是个文官,做过知县、御史。这个人很自负,不懂兵法,但会讨好上级,因而得到一些人的信任,委他以重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偕副将李如梅出边作战,失败了。后朝鲜用兵,被免罪起用,经略朝鲜军务。岛山之战,明军大败,死亡2万。史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吃了这样一个大败仗,杨镐却向朝廷奏捷报。后来败露,全赖首辅赵志皋营救,才免于一死。后又被起用,因事再丢官。后金破抚顺之后,明朝廷竟然重新起用这样一个很少打胜仗的书生,来指挥这场决生死、系社稷的萨尔浒大战! 辽东经略杨镐作为萨尔浒之战明军的统帅,未谙兵家三阵:“日月风云,天阵也;山林水泉,地阵也;兵车士卒,人阵也。”我再加一个,“兵阵”。杨镐在天、地、人、兵四阵上,铸下历史性大错。 一说天阵。辽东冬季寒冷,杨镐把开战时间定在三月,明军有许多是从南方或关内调来的,很难适应辽东的寒冷。行军作战中“风雪大作,三军不得开眼,山谷晦冥,咫尺不能辨”。明军大败,实违天时。 二说地阵。明四路大军远程奔袭,进入后金腹地。山川峡谷,河流林莽,易守难攻,更为辎重和步军所忌。明军大败,实违地利。 三说人阵。杜松刚愎自用,贪功冒进;马林进军迟缓,畏敌先逃;刘綎轻信诓言,有勇无谋;李如柏起自废籍,临阵怯懦。杜松兄杜桐、马林父马芳、刘綎父刘显、李如柏父李成梁都是名将,这些将门子弟,或借父荫官、或崇尚空谈、或跋扈骄傲、或放情酒色,亦或兼而有之。一个很少打胜仗的杨镐,带领这样四个将帅,明军岂能不败!明军大败,实违人和。 四说兵阵。“兵分四路,分进合击”这八个字,关键是一个“合”字。因为:只有合击,才能集中兵力;只有合击,才能重击敌人;只有合击,才能实现目标;只有合击,才能取得胜利。杨镐的无能在于:“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只做成了七个字――兵分了,军进了,敌击了,却没有做成一个“合”字。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却做成一个“合”字。努尔哈赤以“合”对杨镐的“分”。明军由战略上的优势,变为战术上劣势,结果――四路出师,分兵未合,两双败北。明军大败,实违兵法。 后金军胜利的原因,既利用了明朝的劣势,更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尤其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指挥得当。他针对明军“兵分四路,分进合击”的方略,采取“集中兵力,合进分击”的对策,就是以“集中兵力”对“兵分四路”,以“合进分击”对“分进合击”,兵法之妙,就差一字――是“合”字还是“分”字?一合一分,决定胜败。努尔哈赤指挥艺术的精华是12个字: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敌军。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军事指挥艺术一次精彩而经典的表演。 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大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明朝军队损失惨重。明军军丁死亡45870余人,阵失马、骡、驼共28600余头匹。辽东明军遭到毁灭性失败。而后金八旗军,号令严肃,器械精利,纪律整肃,赏罚严明,兵马精强,勇猛拼搏,是当时中国一支强大的、最富有战斗力的骑兵。 其二,大明皇威受到挑战。明军萨尔浒败报传到京师,庙堂内外,朝野上下,举国震惊,内阁大学士方从哲说:“三路丧败之后,人心不固,兵气不扬。”这可谓是其时的真实写照。而后金则人心振奋,踌躇满志,胆气更壮。 其三,明清历史的转折点。萨尔浒之战使明朝和后金互换了位置:明朝由进攻转为防御,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后来乾隆帝在《萨尔浒山之战书事文》中说:萨尔浒一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

  展开全部努尔哈赤方始发布其“七大恨”,其实恼恨虽称七宗,要旨不外三点:一为先年明军杀害其父及祖,年幼时其父及祖为明军内应,但在明军讨平各部落时被误杀;次之此时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汉人不守承诺,仍往其领域耕种渔猎;三则中国人惯用以夷制夷之计,并干预各部酋长之婚姻。当时努已统一女真各部落,只有叶赫及海西两部尚受明方庇荫,染指于此两部势必与明帝国全面冲突。看来努尔哈赤已下此决心,“七大恨”无异于宣战文书,但明廷如欲避免战争,努传话可用和平方式解决,其条件包括割地赔款,赔款部分包括金银绢布如传统“岁币”模样。此等要求预计明廷无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国与未来之清朝开始长期斗争状态。

  当时明廷认为奴酋“务期歼灭,以奠封疆”已义无反顾。杨镐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中宿将尽指派于其麾下。增援兵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绥、甘肃各镇,又调集云贵各土司,募兵及于浙江、四川,亦即全国总动员,对外宣称总兵力47万。所有经费统由新设之辽东饷司专理。其征派除贵州外及于全国田土,概在正赋外,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预计可得银200万两。仍由各地库房将现存款项扫数解饷司,以后征得垫补。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诸事准备停当,战争即将开始。

  杨镐兵力47万全系向努尔哈赤恫吓之辞。1619年战事前夕明兵部尚书黄嘉善言,辽东所有官兵共20万人,此数仍不可靠。所谓20万人,系在辽东镇原额9万之外又加由关内新调往11万。辽东编制数94,693员名载在《大明会典》系国初底数,16及17世纪曾未如额。即张居正执政时代经过极端整顿,时人谓之为“掊克”,犹只能维持至83,000人,况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败之后,即不可能接近此数字。内地遣往之11万人亦多虚员。当明军刚一与满军接触,杜松立即惨败之际,大学士方从哲即向万历帝建言:奴酋之兵据阵上共见约有10万,宜以十二三万方可当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仅7万余,岂能相敌?

  但满洲资料因袭明方传言,亦谓对方有兵力20万。彼方以弱敌强,以寡胜多,即照一般习惯亦乐意夸张敌方兵数。萨尔浒战役,满方称杜松率众6万,但当时明廷派往该路之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25,000余员名。如以同样比率加诸所谓20万,则杨镐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鲜所派兵及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亦只能在10万上下,不可能接近20万。

  努尔哈赤亦自称八旗兵马10万骑。以后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用兵4万,此为满军首作攻城战,系全力以赴,此4万数可以表现其兵力概况。又在击败杨镐军后,努曾以犒赏加诸220个“牛录”(骑兵连)。按每一牛录有编制数300名,220牛录应共有最大之战斗力66,000人。萨尔浒战役展开时满军仓促动员,兵马到达时随即加入战斗。所以从以上情形看来:在战斗最高潮时,可能投入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所以在纯粹数字上,明军仍占优势,但不如外传之甚。

  以下尚要说明:在战场上满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数量上之优势,但其记录经常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寡敌众之立场。

  杨镐之攻略计划,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出边各有出发城堡地点,但未指明每路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

  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经彼呈请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甚鲜成功希望;统帅未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系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纠集之兵员出自五花八门,来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御经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又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同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如是之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传统战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上前,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有“养子”。

  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万历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被攻击指摘无余力,希望迅速图功。传统历史学家谓其“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想系事实。

  满方将领亦亲临前线,但彼等专恃骑兵,组织单纯。从满洲资料看来,不仅努尔哈赤亲率坐骑一千独当一面,而且子洪台吉(皇太极)、安巴贝勒(大贝勒)、侄阿敏台吉均为高级将领,宜其在战场上指挥如意。

  杜松有勇无谋,为人暴躁鲁莽,他曾遇事不如意即自毁甲胄,声称准备削发为僧,努尔哈赤称之“杜疯子”。

  他于四月十四日在苏子河汇入浑河附近渡河。当时浑河水势湍激,随从之炮车营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觉。渡河之后,明军连克满人所设栅寨二处,俘敌14名,尚在继续前进中突然遇伏。仓促之间将士拟占据当地山巅,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设伏,因此失去主动,双方鏖战之后,此路主将及副贰人众等全军覆没。

  以后杨镐至北京之报告将“违律丧师”之责任完全推付于杜松本人,称其冒险贪功。《明史》亦根据官方解释,谓其行军“日驰百余里”。渡浑河时水深流急,“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

  杨镐给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实录》中,内称“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计道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当官兵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辽阳集合誓师时,即推出去年作战“在阵先逃”之指挥一人(有如今之旅长)当众枭首,所以统帅之行动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气氛。杜松所授予之行军日期为四月十四日。所部于十三日夜间启程,翌日军覆。所以《明实录》编者加注“师期已泄,奴备我矣。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至于浑河水急,“将士多溺河中”,则当日此路全军数万人均已涉渡,作战于浑河之南。

  杜松亦被指摘将炮车置放于浑河之北而背水作战,但日后调查时即炮车营长亦自承将炮车置放北岸系彼决心。因炮车无法徒涉,火药必被浸湿。但杜松疏忽于派遣斥候,侦察地形,本人随先行部队到达南岸,未注意后续部队,亦未指定副贰管制渡口必为事实。

  满方文件对战役报道比较详确。当杜松渡过浑河时,满军在萨尔浒者为步兵15,000人,其装备不全,正在筑构工事。及见敌军来临,即迅速避入苏子河东之吉林峰,不久他们即为明军2万人包围。但满军尚有骑兵400人藏匿于谷地深处,他们出敌不意,于界藩附近突袭明军之背,且立即与吉林峰之步兵会合。当日午前又仍与步兵协同,向敌方攻击一次,斩获约100人。此时行动并无决定性之效果,但已能争取时间,使努尔哈赤从容调度。

  资料未叙明当日清晨努之出处,但称此时南北同时告警。努之判断:南方刘綎一路实系佯动,只派骑兵500人前往监视。此与日后朝鲜文件之报告吻合。正午或稍迟时,努尔哈赤即已到达萨尔浒战场。满军部队亦陆续到达,他们至前线里处开始批御盔甲。此时萨尔浒一带山地亦为明军占领。

  满军首一行动在解吉林峰步兵之围。为节省兵力,只用骑兵1000人从侧翼投入。他们不久即达成任务,已与作工之步兵会合。

  当时努与部下将领集议,众意以八旗兵对分:四旗用于苏子河东,四旗用于河西,但努决心以五旗兵力先消灭萨尔浒之明军,东岸三旗暂取守势。所以从叙述看来:萨尔浒战役实为典型的遭遇战。明人未料及对方可能以全力出击,才称杜松一被制于埋伏,又再受害于埋伏。

  满军人数迄未见于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必具数量上之优势,且除原所谓“作工”之部队外,增援者全系骑兵。

  苏子河西满人冲锋系由山麓至山巅,如此时明军纪律严明,阵容齐整,似仍可将之击退。我们可以想见杜松一军见满洲铁骑漫山遍野而来,早已心寒,记录未提及杜松之出处,只称其中箭多处。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东岸,亦即最初明军取攻势企图围击满兵处。满军提及明军曾以“炮”抵御。杜松之炮车既留浑河之北,此间满人所谓炮,可能为明军使用的一种原始型之手榴弹,以竹管内置炭硝,点火向敌掷去,其爆音能震骇对方人马,但杀伤力微。再则亦可能为朝鲜派出之鸟铳手。朝鲜曾派鸟铳手3000人,隶属于本军参与刘綎一路,又因杨镐征派,另遣鸟铳手300人,于役杜松军中,他们多于此役罹难,日后极少幸存返韩。

  关于战斗行动,满文所载至为简短。“我们跑马向他们阵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萨尔浒之明军逃避至硕钦山。苏子河东部分,三面被围,一面背水,又承受全部满人八旗之杀戮,其处境必更凄惨。

  继杜松之后,马林之一路亦于翌日(四月十五日)被击破。明军统帅部自巡逻后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传令兵始获悉马林兵败,因此《明实录》载:杜松全军覆没消息,当夜传入马林军中,以致军士震恐,主将提兵后撤,独有监军文官潘宗颜等挺身杀贼,鏖战之后殒身。

  看来此项记载亦系文官推卸战斗指导之失误,而将战败责任卸及武将之辞。满文记载当日清晨马林一军4万人尚以堂堂阵容应战,迄至黄昏方始溃败,潘宗颜之死亦经查出箭由背入。此间值得注意者:马林兵败之后,径北撤扼守开原,明廷对之仍须倚重。但3个月后努尔哈赤攻占此城,马林死难,其情形亦如杜松,生前行止已无可分辨。

  满文记载,四月间其部队被击溃之地区为尚间崖。当两军相遇时,马林行军向东。努尔哈赤之部队于十四日夜渡过浑河,置杜松之炮车队未问,军行向北,两纵队成T字形。但马部发现满军北上,立即西撤,据占昨夜宿营之地,排成正方队形,四面有三道壕沟,沟前有鸟铳手,后携有火炮。壕沟后之骑兵,则已下马准备作徒步战。满军正考虑行动中又发现另有明军一机动部队,处于其营地之南、满军之西,其兵力判断为1万人。明军主力之后,又有另一方阵,两方阵相去约2公里,其兵力亦判断为1万人。

  似此努尔哈赤估计马林一路之总兵力6万人,无疑已高度夸大。本文根据明廷内部文件判断,杨镐之总兵力无逾10万人,则马林不可能掌握6万,且侧翼之机动部队亦不宜多至万人。至于后方之方阵,似为潘宗颜所辖。

  我们判断马林兵力亦如杜松部,应在2万人至3万人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损失有限,应仍在数量上占显然之优势。

  两军近接时,努尔哈赤亲率1000骑应付马林之机动部队。此时明军已将藤牌车辆等构成障碍物。满方骑兵则分作两部,一部500人下马拆除障碍,此任务完毕后,另部500人立即冲锋。满文资料仍保持其一贯作风,对战斗经过之细部详情,甚少缕述,只称明军侧翼机动部队经此冲击已不复存在,正午之前,明军给予满军之侧翼威胁即已扫除。

  努尔哈赤冲锋之后,正重新收拾其兵马,预备聚集于附近一小山岗,得以将骑兵由上坡至下坡之冲力再度予敌打击。但明军主力亦开始移动,并变更队形,壕沟后之徒步骑兵亦已向前推进。

  安巴贝勒以时机紧迫,在战场上大声呼叫,促使乃父注意,勿为敌方所乘,本人即立率两旗兵力,冲向正在移动之明军,其他六旗又立即构成第二道攻击波,使敌方无暇整顿。如是马林所部溃不成军,被驱入附近一沼泽地区,容战胜之满军从容宰割。至此,对付明军后卫更不成问题。

  以后满方文件坚称他们以骑兵1万人击灭明军6万。明方虽承认战败,但称有一万骑终能退出战场回归原部队。满人认为,其成功得自较优势骑术及弓箭术与安巴贝勒之领导力量。

  经过整二日无休歇的战斗之后,努尔哈赤至此已能轻松地呼吸。杨镐之所谓47万人总攻击已被凿穿,北方之两路兵马业已击溃或消灭,自此他可以从容将事。四月十六日满军休息整顿,努本人在尚间崖宰牛祭天,感谢上帝恩德。对付南路敌人,他先遣派蒙古部队,十五日他已遣去2000人,十六日又遣1000人,缘在此数日满人与杜松、马林激战时,赫特阿拉防御空虚,人心惶恐。至十六日夜,努尔哈赤始决定自己率骑4000防御都城,以备万一李如柏乘机扑人,从此终全战役他不再往前方。南路刘綎之敌由子侄安巴贝勒等应付。满军主力自北行军向南,四日后与刘綎部接触。据此他们与刘交锋时,最早应为四月二十日。

  杨镐之四路中,李如柏之直线距离去敌牙城最短,但山势险阻,古木葱蓊(据说今日已不复如此),行军不便。努尔哈赤只派200骑前往监视,终战役两军亦未在此路接触,是亦杨镐不知兵之明证。他的攻略计划无重点配备,以致紧要关头大部兵员与武器闲置。

  刘綎一路去赫特阿拉最远,其部队指定四月九日出发,称3万人,实际可能远低于此数。姜弘立率领之朝鲜军13,000人于四月五日渡鸭绿江。两方集丵合后,自宽甸与怀仁间北进,不久遇敌,刘綎给予杨镐唯一喜讯,他之塘报云:“斩获真夷八十五级,生擒夷汉八十八名。”明军一游击亦云:“夷贼精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应战,连诱连退。”此节与满洲文件吻合。当时努尔哈赤派往之部队,为500骑,其任务为迟滞刘綎之进展。此500骑中牛录3人(此处“牛录”用作官名,有如连长),2人战死,当时满军后方空虚,如中、韩军兼程急进,甚可能改变战局,至少亦当迫使努尔哈赤同时两方应战。此战机逸失,联军之不能和丵谐,可能为一大主因。

  双方文件看来:彼此推诿责任。朝鲜人尊北京为“天丵朝”,称明军为“天兵”。但除此外貌之尊敬外,实际对之轻蔑鄙视。文中指出明军大量缺员,兵器窳朽。姜弘立奏光海君云:明人轻重器械全无,纯赖韩国军实。罗荣邦教授之《刘綎传》引用中文资料则又称韩军装备低劣,一部藤牌纸甲。李民寏之《栅中日录》则称道路泥泞,朝鲜步兵无法跟踪明方骑兵,而且在国境之外作战,粮秣仍须本国供应,不时运输不及,将士饥馁。韩人又称明军抢掠居民,争割敌尸首级请赏,因之行动淹迟。

  刘綎与安巴贝勒决战之处为阿布达哩山,但以附近之牛毛砦著称,去赫特阿拉约60公里。当杜松与马林两路兵败后,杨镐曾以令箭制止李如柏及刘綎继续前进。杨致万历帝之奏疏载在《明实录》,内称李如柏已遵令回师,但刘綎仍与满兵交锋。以后北京传闻:此令箭为努尔哈赤所得,他即令军官乔装杜松军使,持令箭邀刘迅速北进会师。刘不悉杜松已战死,于是轻装急进,于山谷中遇伏死,罗著《刘綎传》即采用此说。

  但《满文老档》对两军交锋情形叙述较详:当时明军取防御态势,盛陈火器;八旗兵攻击数次,未显功效。于是安巴贝勒占领东部山岗,又派出支队抄袭明阵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队则渗入敌方前、后部队之间遮断其交通,至此刘綎军始见动摇。随之洪台吉又攻其东北角,最后安巴贝勒遂行中央突破。至此明军三面被围,才全面地溃乱。满人并称刘綎并非战死,而系被俘后被满人斩杀。《老档》不动声色地述及:“将他杀了。”

  但后方之明军及朝鲜军仍继续抵抗,他们的火炮及鸟铳排列具有纵深,文件未提及持续时间,但最后天候干预。大风突起吹向防御者之阵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队估计为2万人才因之被歼。后列之朝鲜步兵至此投降,他们并将明兵捆缚交满洲军。

  朝鲜文件称此中、韩联军分作三部。前列明军由刘綎亲自指挥;中层为韩国部队,内有鸟铳手3000人;后卫则为朝鲜步兵,由姜弘立控制。最后姜与其部下4000人降。文件证实满方所谓大风突起火器失效。

  韩方对刘綎之殒身另有说法:他见局势已无可如何,乃与部下将领数人点燃火药自爆焚死。中国编修《明史》时已在康熙年间,内中《刘綎传》关于牛毛砦战役一段大致摘自《满文老档》,但不称綎被杀,而系“战死”。

  刘綎死事日期所叙亦有差异。韩国文件称四月十七日,《满文老档》未具月日,但从安巴贝勒行军日程看来,应为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安巴贝勒于四月十五日尚活跃于尚间崖战场,十六日应已参与努尔哈赤之宰牛祭天,不可能又于十七日奋战于200公里外之牛毛砦。

  今日事隔380年,无人能断然地坚持何说为真。我们只能比较消息来源之可信度。当中以明方资料最差。其官场文字经过吏员修饰,上供御览,下避监察官纠弹,即难能存真。战败之后,其原始资料得自逃归之士卒,亦不能使读者综览全局。所以一军惨败,动辄即谓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当事人,始终暗中摸索,才用此种粗率说法。

  韩国资料大概根据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录》外,尚为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见诸官方文牍。从朝鲜资料看来,其症结在韩国君臣对明人无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丵0年前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犯境又赖杨镐、刘綎等人撑持,所以勉强从事。姜弘立已渡鸭绿江,犹且向国王光海提出辞呈,即表示对战事前途怀疑。外间盛传努尔哈赤赠光海貂皮500张,彼此先有默契。4年后光海君被废,新朝廷公布其本身宗旨在拨乱反正,至缕述光海无人君资望时,当中一端即为辜负明廷,为人不忠。有了这些复杂背景,则在各人作见证时,亦影响其左右取舍。

  韩人对姜弘立之降满不能无介于怀。李民寏在《栅中日录》提及当时他竭力反对,及见事实无可挽回即准备自尽,只因长刀短刃同被爱侄与忠仆夺去。但即《光海君日记》亦指斥其不实。《日记》指出李民寏为唯一可以左右姜之决心,事实上他赞成投降。

  此种背景如何影响史料?虽说此端尽属臆度,但外传刘綎行军迟缓坐失战机乃朝鲜军拖延之故,则将交战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种指责。“天兵”主将如战死或被满人杀戮,韩人见死不救为可耻,则称其自尽,至少可以稍释罪咎。

  满文资料亦有不能尽信之处。其夸张八旗战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战役双方参与者逾10万,又鏖战南北,苦斗镇日,而满方战死者“不及二百人”。满方高度估计对方兵员数,既为以寡敌众,又能包围对方。但除此类瑕疵外,其战史以胜者姿态写出,努尔哈赤及安巴贝勒之口语,无官僚集团之忌顾,无责任问题之推诿,亦无不可告人之阴私。其所叙战场情景虽仍不能符合现代要求,但提及部队投入程序、重点主义、中央突破、侧翼迂回已较对方之所提供,职业化多矣。

  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四人已失其三,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缘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成梁以努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与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至此已有通敌嫌疑。当时万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后辽事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杀以明志。

  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明廷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十年,不死于万历朝,亦不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从以上简短的叙述看来: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

  2013-08-31展开全部第一,明军是号称47万,而实际没有,只有12万

  第三,统帅杨镐战略有问题,在冬天部队还位到齐就出击,而四路将领也不会领兵

  萨尔浒战役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萨尔浒之战以明朝攻围后金,后金防卫反击的形式发生,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战役以明军大败而告终。

  萧一山:“综观此役,明之兵数,实逾金军,然分全军为四路,则其势必弱;而况杜松轻渡浑河,两分兵力,乃明师失败之最大原因也。使努尔哈赤不审敌情,分兵拒敌,则胜负之数,仍未可知。讵知决策明智,集全力以西向;界藩之援,不从众议,乃能操胜券于目前;此又金兵致胜之最大原因也。盖明之枪炮火药,金实无此利器;不以士马合围,藉壮敌忾,则烽烟之中,殊非矢石可比耳。努尔哈赤即利用明之分,而己则以合克之,此其所以致胜也。此战称萨尔浒之役,与以后皇太极崇德间松山之役并称。”

本文链接:http://amdao.net/fanghuayubeidui/933.html